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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成立。在教育方面,试行大学区制,中央成立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开始改造中国的教育,义务教育在这一时期也被列为发展的重点。1928年5月,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了《厉行全国义务教育》一案。大会要求中央、省、县均设义务教育委员会,协助各级教育机构开展义务教育。同时要求地方应设定专款来推行义务教育,同时应筹款补助县市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应筹款补助各省义务教育。在程序上,要求各省区、各特别市推行义务教育计划,而且规定保证各地方儿童的入学率,要求各地方失学儿童数每两年应减少百分之二十。大会的讨论结果,可以看出当时教育家对推行义务教育的决心和努力。然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战争连年,经费拮据,政府并未认真督办,因而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推行义务教育的决定,无异于海市蜃楼,无法真正推行。
鉴于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以来义务教育在中国毫无进展的现实,1930年4月15日至23日,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全国各省教育厅局长、大学校长、专家、国民政府有关部会代表出席大会。此次会议在总结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不足的基础上,分组审议并通过了教育部制定的《改进全国教育方案》。此案更具体地拟定了“义务教育实施计划”专章。这份计划书将义务教育普及期限定为20年,在这20年中拟造就师资148万人,扩充教室100万间。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的方案相对于第一次,确实现实了许多,而且具体明了,可操作性很强。会议还通过了由陈布雷等人起草的会议宣言。宣言指出:“在训政六年期间,对于义务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主尽力推进”[2]。此次会议上,南京国民政府将义务教育作为实行训政的重要措施,无疑提高了义务教育的地位。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后,全国各地均有行动,但现实效果并不如愿。据1931年的统计,1930年度全国初等教育在校儿童仅占学龄儿童的21.8%。[3]鉴于此,教育部总结原因: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一些要求与当时的国家财力及师资实际状况差距较大。所以,教育部于1932年6月,制定《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第一期实施义务教育办法大纲》。两者的目的都是要求各地根据其地方情形,同时并举,以期速效。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虽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义务教育遵循蒋介石“平时作战时看,战时作平时看”的方针,将抗战与建国两步合作一步走,义务教育作为培养人才、奠立国本的根本举措,一以贯之地照常推行。但是时局动荡,义务教育并未真正得到推行。